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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9年6月19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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洪修平:练好内功 主动对话 加快推进中国学术国际传播

对话人: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 王宁

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澳门永利博网站注册哲学系教授 洪修平

推进中国学术“走出去”,要不断提高对中国学术“走出去”意义的认识,不断培养更多的专业翻译人才,在中国学术“走出去”方面增加更多的经费投入,并设立更多的项目平台,改善学术评价体系,进一步完善申报和评审机制。

一个大国的发展不仅在于经济和政治的发展,也在于思想和文化的发展。为匹配中国政治大国和经济大国的地位,有必要进一步加快中国学术“走出去”的步伐。近年来,我国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中国学术“走出去”项目的实施,取得了良好的效果。我国学者也逐渐走出国门,与世界各国的学者面对面地探讨问题,国际顶级学术期刊也时常能见到中国学者的论文,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大幅提升。但当今世界,学术传播“西强我弱”的格局依然没有完全改变,真正进入国际主流出版机构的中国学术著作还不够多。

如何加强中国学术国际推广和传播,讲好中国学术的故事,让各国民众更多、更客观地了解中国、认识中国、理解中国,成为学者们热议的话题。近期,本报记者围绕相关问题采访了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上海交通大学人文社会科学资深教授王宁,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澳门永利博网站注册哲学系教授洪修平。

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必要途径

《中国社会科学报》:学术是一个国家向世界传播自己文化和观念的核心,在您看来,中国学术“走出去”有哪些裨益?

王宁:中国学术“走出去”不仅可以向国际学术界展示中国的人文学术成果和思想理论,而且可以通过这些著作的国际出版全方位地介绍中国。

二十多年前,季羡林在一篇文章中叹道,“今天的中国,对西方的了解远远超过西方人对中国的了解。在西方,不但是有一些平民百姓对中国不了解,毫无所知,甚至个别人还以为中国人现在还在裹小脚,吸鸦片。连一些知识分子也对中国懵懂无知,连鲁迅都不知道”。所以,我受到季先生的启发,决心发奋用英文著述,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论文,并在一些西方主流人文学术刊物上编辑专门讨论中国问题的主题专辑,借以发表更多中国学者的论文。虽然我的这一努力已经初见成效,但是仅仅靠少数学者用英文著述显然是不够的,我们还要不断地培养学生,使他们在精通本国学问的同时,也能掌握一两门外语写作技能,尤其是英语写作技能,这样便能用世界通用的语言讲述中国故事。

此外,中国学术“走出去”还可以对中国优秀传统文化进行跨文化阐释。目前,西方学界对中国的了解,确实比不上中国学者对西方的了解。因此,对于那些只想了解中国文化和文学概貌而不想细读每一部代表性著作的外国人士来说,读一读学者们撰写的阐释性著述完全可以起到一些导引作用,待到他们中的少数人不满足于阅读这样的阐释性二手著述,而需要直接阅读一手原著时,这种跨文化阐释的作用就初步显现了。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大国,中国不仅应对全球经济和政治发展作出自己的贡献,更应为全球文化和人文学术发展作出应有贡献。这是从总体上提升中国国际地位的一个必要途径。

洪修平:中国学术“走出去”,不仅仅是一个学术问题,还是一个与文化、国家地位和国家形象相关的问题,关涉到文化自信、文明交流互鉴和民族复兴等,它对于增强民族自信心、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都有重要意义。习近平总书记指出:“面对世界范围内各种思想文化交流交融交锋的新形势,如何加快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增强文化软实力、提高我国在国际上的话语权,迫切需要哲学社会科学更好发挥作用。”推进中国学术“走出去”,就是哲学社会科学发挥积极作用的重要体现和具体要求。

中国学术“走出去”成效显著

《中国社会科学报》: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大幅提升,近年来我国学术“走出去”取得了丰硕的成果,但同时也面临着种种挑战。

王宁:是的。近年来,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项目的实施,推进了中国人文学术走向世界。我认为,从国家的层面推出一些有效的措施是十分必要的。确实,这几年来的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完成后大多由国际著名出版社出版,这确保了这些译出去的人文学术著作能够进入国外的流通渠道,至少进入大学图书馆。

但同时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即使在世界上的中国研究领域,中国学者所产生的影响以及他们著述的被引次数也远远少于国外的汉学家,尤其是西方的汉学家。长期以来,这些西方汉学家的学术研究不仅影响了西方学界对中国的看法和研究,主宰着国际主流媒体关于中国的国家形象的建构,而且他们的研究传播到中国,对中国国内同行也产生了较大影响。一些在本国学术地位并不高的汉学家竟然在中国被奉为人文学术大师,而相比之下,中国的一流人文学者却鲜有机会受邀去世界一流大学演讲。

纵观国内学界,我们的部分研究仍然囿于个别狭窄领域,缺少国际视野,缺乏与国际学术同行进行交流和对话。这显然是不妥的,至少与中国这个人文大国的称号和地位不相符合,更与我国的政治影响和经济地位不相匹配。所以,我们现在要努力改变这种状况,推进中国的人文学术国际化。

洪修平:近年来,中国学术“走出去”的成效还是很显著的。特别是党的十八大以来,在“四个自信”特别是文化自信不断增强的大背景下,中国学术“走出去”的步伐明显加快。通过国家层面的“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和“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项目的实施,一大批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文化作品和代表中国学术水准、体现中华文化精髓、反映中国学术前沿的学术精品,以多种外文形式在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出版发行,有力地推动了中华文化和中国学术“走出去”,增进了海外读者对中华文化和当代中国的认知和理解,深化了中外学术的交流与对话,增进了世界对中华文化和中国学术的了解,也增强了中华文化和中国学术的国际影响力,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营造了更加良好的国际环境。

但不可否认的是,从总体上看,在国际思想文化和学术舞台上,中华文化和中国学术的声音还不是主流,远谈不上主导和引领的地位,与中国政治和经济大国的地位还不相称。其中的原因,既有语言的障碍,例如许多从事专业研究的学者外语能力可能有限,而学外语的人士则往往偏重外国语言和文化方面的知识,对中华文化和中国学术的研究反而不够专业;也有观念的问题,例如对中华文化和中国学术“走出去”之于提高国家文化软实力的意义缺乏足够认识;更有体制机制上的原因,例如有些考核指标对翻译作品和翻译工作不够重视;等等。

掌握对外译介主动权

《中国社会科学报》:翻译质量对中国学术作品“走出去”的效果有很大影响。如何才能翻译出广受世界人民欢迎的学术作品?

王宁:确实,中国人文学术走向世界是一项需要多方共同参与的事业。在这方面,我们应该重视国外汉学家以及中国学者直接用外文撰写的研究性著述的重要作用。但是,对于那些无法用外语著述但在中国人文学术领域又有精深造诣的学者,只能依赖优秀的翻译作为中介。

目前,国内不少人有这样的看法,中国学术“走出去”仅仅依靠国内学者是不可能做到的,应该主要靠国外的汉学家,只有他们才能把中国学术和文化典籍译成道地的外语并在国外发表。这当然不无一定的道理。但是,优秀汉学家实在是凤毛麟角,除了花费大量时间翻译中国文学作品和文化典籍外,他们自己也需要著书立说。而且就他们所翻译的数量和所涉及的学术领域而言,与国内学者译成汉语的西方作品的数量相比,反差是极大的。

这就造成中外学术交流的不平衡状态。要打破译入和译出的这种不平衡状态,依靠这些屈指可数的汉学家显然是不可能的。要做好这项事业,首先,国内的翻译人员要着力提升自身的翻译素养。他们不仅要有能力将外国的著作译成汉语,更要有能力将中国的著作译成适合于国外读者阅读的语言。其次,要制定外译著作的挑选标准。对所要翻译的著作的挑选,西方学界与我们的标准大相径庭,他们在很大程度上受制于市场和意识形态的掌控。这就造成了一些在国内名不见经传的二三流作家和学者的作品,由于其取悦西方读者之特色,而在西方国家大受欢迎,而一些严肃的一流作家和学者的著作则鲜有人问津或推介。这就要求我们在对外译介中国文学和人文学术著作的过程中要掌握应有的主动权,也即由我们联合国外汉学界挑选真正优秀的作家和学者的著作,在具体的翻译过程中,则邀请那些中国文化素养深厚的译者来承担翻译或审校的重任,完成译著后将其交给有着良好学术声誉的国外权威出版机构出版,这样才能将中国文学和人文学术著作有效地传播到国外。

洪修平:翻译其实是一项十分艰难的学术再创造工作,尤其是翻译一些专业性强的学术著作,要做到信达雅更是非常不容易。但这项工作在现有的国内学术评价体系中却得不到足够的重视,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翻译者的积极性。因此,建议对高水平的翻译作品,如果经得起学术检验,应当在科研考核、成果评奖等方面给予与撰述学术著作同样的待遇,以此推进更多优秀学术成果成为翻译精品而走向世界,促进中外学术交流。

多措并举推介中国学术

《中国社会科学报》: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伟大实践给中国学术研究创造了肥沃的土壤。您认为,应如何通过推进中国学术“走出去”,向世界讲好中国故事?

洪修平:推进中国学术“走出去”,要不断提高对中国学术“走出去”意义的认识,不断培养更多的专业翻译人才,在中国学术“走出去”方面增加更多的经费投入,并设立更多的项目平台,改善学术评价体系,进一步完善申报和评审机制。

中国学术“走出去”的质量,其实包括中国学术本身的质量和外译的质量两个方面。目前,兼具高质量的学术研究和高水平翻译能力的学者,在中国毕竟还是少数,远远不能满足日益增长的中国学术“走出去”的实际需要。这时,建立健全可以把两者很好地结合起来的平台、通道、路径和机制就显得十分重要。

现有的国家社科基金中华学术外译项目、中国图书对外推广计划、经典中国国际出版工程等中国学术“走出去”的项目都是很好的平台。但只靠这些显然是不够的,应当鼓励有条件的地方政府、高校和科研单位都自主设立或搭建这样的平台。对现有平台的运行机制也应当不断地加以完善,例如对申报的时间要求和申报条件做出更符合实际的调整。

王宁:我认为,推进中国学术“走出去”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第一,就一些国际学界普遍关注的前沿理论话题提出中国的观点和方法,使得中国学者在这方面也有声音。

第二,不遗余力地将中国优秀传统文化的精髓用外语表述出来,在国际学界发表,从而使得国外学者对中国的优秀传统文化精髓有一定的了解。

第三,组织精干的翻译队伍,最好是采取中外合作的方式,将中国当代优秀学者的著作译成外文,在国家社科基金支持下由国际著名出版机构出版。

第四,与国际著名学术机构合作,主办高规格国际学术研讨会或双边研讨会,推进中国学者与国际学界直接交流和对话。这样,学者们在会议上提交的优秀论文可以结集以主题专辑的形式在国际著名的学术刊物上发表。我本人近十多年来就充分借助清华大学和上海交通大学这两个学术平台,与美国哈佛大学、耶鲁大学、英国剑桥大学、法国巴黎索邦大学以及欧洲科学院和拉丁美洲科学院等国际一流的学术机构合作主办了十多个高级别的国际学术会议或双边高峰论坛,其间的优秀论文由我主编为主题专辑,在国际权威刊物上发表,产生了较大的反响,并且也培养了一批国内学者。

第五,组织外语好且学术造诣深并有较大国际影响的学者撰写书评,在国际权威刊物上推介已经译出并在国外出版的著作,这样便可以使这些著作引起更多的人关注。我自己这几年也写了十多篇书评或综述,推介了一批中国学者及其著述。但是我希望更多的学者也在这方面努力作出贡献,从而从根本上改变中国人文学者在国际学界“失语”的状态。我们不仅要号召学者自己用外文著述,或组织人力将一些优秀的中国人文学术著作译成世界上的主要语言,还要想到如何去推广,这样才能让这些已经出版的著作或译作,成功进入图书市场或国外学者们的阅读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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